卧龙人和京州人的笑话
今天讲个笑话。某地localism读史极其死板 ，攀缘附会之风甚厚，将《三国志》“诸葛孔明者，卧龙也”解释为“诸葛孔明，是卧龙这个处所 的人”。同理，《晋书·潘京传》载“京字世长，武陵汉寿人。...尚书令乐广，京州人也，共谈累日，深欢其才”，按某地之“神”逻辑，乐广也成了“京州”这个处所 的人。
遍查各书，找不到三国时期有卧龙这个处所 ，只有现在的南阳市“卧龙区”。同样也找不到京州这个处所 ，只有“荆州”，而小说《人民的名义》有“京州市”，为汉东省省会，但却是一个虚构的城市。
还有一个笑话就是localism的互指逻辑，即“南阳”与“宛”互指。例如《晋书·王湛传》载“太尉王衍雅贵异之，比南阳乐广焉”，按其逻辑，南阳乐广就是宛县乐广！？还有人拿出《襄阳记》“南阳城南九十里，有晋尚书令乐广故园 ”之记述，认为习凿齿《襄阳耆旧记》也有类似“乐宅戍，南阳城南九十里”的说法，于是就证明习凿齿同样把“宛城”称作“南阳城”。
以上都是读死书、不思考的症兆。为什么这么说，理由如下：
①网传版本与原著明显有收支 。习凿齿《襄阳耆旧记》五卷，前载襄阳人物，中载山川城邑，后载牧守，至北宋仁宗庆历时期，《崇文总目》只载三卷（不载山川和城邑）。但今日网传版本却有五卷，在城邑篇，不仅提及南阳城乐宅戍，还提到了宛城的三公城，按《三国志·魏书二十七·徐胡二王传》载“今屯宛，去襄阳三百余里”，说明宛城距离襄阳三百多里，乐宅戍距离襄阳二百多里，习凿齿写襄阳城邑写到两百里外，不合情理。
②《襄阳记》有习凿齿和郭仲产两个版本，不懂其中区别者很容易混淆。《水经注·淯水》记安泰 郡北有乐宅戍，引郭仲产《襄阳记》曰“南阳城南九十里”，而未引习凿齿《襄阳记》，可知习《记》言“南阳城”必是后人将郭《记》误传。《水经注·卷三十一》引郭仲产《襄阳记》“南阳城南九十里”，王谟、黄惠贤、刘纬毅将此条作《南雍州记》，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亦言郭仲产《襄阳记》即其《南雍州记》。除了某地localism，历代研究者未见将此《襄阳记》强加于习氏者。
③作者生活时代配景 和作者当朝地舆 区划需细察。习凿齿（？—383）是晋代人，郭仲产（？—454）则是南朝刘宋人。两者生活的时代不合，地舆 区划也不合，襄阳设立南雍州是在习凿齿卒后、郭仲产到荆州之前，史载为晋孝武帝时期。《通鉴》记载，晋元帝建武元年（317年）在襄阳侨立梁州，先后有周访、甘卓、桓宣、庾翼等任梁州刺史并依例屯于襄阳。晋孝武帝太元二年（377年）“桓豁表兖州刺史朱序为梁州刺史镇襄阳”，与《晋书·朱序传》合。太元三年（378年）前秦攻打襄阳，东晋梁洲刺史朱序率军固守襄阳，后被俘虏。太元九年（384年）“竟陵太守赵统攻襄阳，克之”。太元十三年（388年）“以朱序为都督司、雍、梁、秦四州诸军事，雍州刺史，戍洛阳”。太元十五年（390年）“（朱序）使其子略督护洛阳，以参军赵蕃佐之，身还襄阳”。太元十七年（392年）“雍州刺史朱序以老病求解职，诏以太子右卫率郗恢为雍州刺史，代序镇襄阳”。元兴元年（402年），东晋门阀年夜 族桓玄起兵篡位，改国号为楚，史称桓楚。东晋年夜 将刘裕消灭桓玄后，于420年迫使晋恭帝将帝位禅让给他，改国号为宋，建都 建康，史称刘宋。刘宋元嘉二十一年（444年），郭仲产方随刘义宣到江陵。刘宋元嘉二十六年（449年）割荆州五郡（襄阳郡、南阳郡、新野郡、顺阳郡、随郡）为雍州。以上可知，习凿齿弗成 能将襄阳郡的风景 介绍扩年夜 到南雍州。
③孤证不立。王隐《晋书•地道记》记西晋初十九州及郡县建置沿革，可与《晋太康三年地记》互为征验，且成书时间最接近三国，但原书已佚。郭仲产《南雍州记》和盛弘之《荆州记》在后代那些引用它的书籍中只能找到只言片语。郦道元《水经注》沔水篇记有“东径隆中，历孔明旧宅北”，淯水篇则引“郭仲产言：宛城南三十里，有一城，甚卑小，相承名三公城”，又有“聚在淯阳之东北，考古推地则近矣。城侧有范蠡祠，蠡，宛人，祠即故园 也”。《水经注》在淯水一篇中，一处记“郭仲产《襄阳记》曰：南阳城南”，一处记“郭仲产言：宛城南”，然北魏之宛城并不称南阳城，且不见诸葛事迹，只有范蠡祠，以上再次说明《水经注》收录了郭氏《襄阳记》及他说的话被后人辑佚进了习氏《襄阳记》。唐代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在襄阳县只介绍了岘山、万山、檀溪、刘琦台、诸葛亮宅、习郁池，在南阳县仅介绍精山和淯水。北宋《太平御览》内容则更为丰富，卷一百八十《居处部八·宅》引盛弘之《荆州记》曰“襄阳西北十馀里，名为隆中，有诸葛孔明宅”，又曰“新野郡南有越相范蠡祠，蠡宅三户。人传云祠处即是宅”，又曰“襄阳范蠡祠南，有晋河南尹乐广宅。周回十余亩，曩旧井犹未頹。檀道济置逻其中，即名为乐宅”，又曰“宛城有伍子胥宅”。引《郡国志》又曰“淯阳有小长安，东场城有范蠡祠，即故园 也”。综上可知，南北朝时期记录的范蠡祠较多，襄阳一处为孤证。而《水经注》中诸葛亮宅也较多，除了四川以外，只见襄阳有记载且与各代记录相合，而不见宛城邻近 有记载且元代之前的各类 地舆 志中均找不到任何痕迹。由以上可知“南阳城南”和“襄阳范蠡祠”极可能是誊抄毛病 。
④户籍记录不牵强附会，有详细户籍者，记录宁多字、不少字。例如：《三国志》曰“ 先主姓刘，讳备，字玄德，涿郡涿县人”，又曰“陆逊字伯言，吴郡吴人也”，不会因为郡名和县名相同，就简写为“刘备，涿人也”和“陆逊，吴人也”，查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吴郡的郡治在吴县，涿郡的郡治也在涿县，不存在用郡治所在县名来取代 郡名的“潜规矩 ”。特别是类似“南阳郡治，不叫南阳，而叫宛”的这种常见情况，更弗成 能把“南阳宛人”简称为“南阳人”，例如《三国志》曰“谢景者，字叔发。南阳宛人。在郡有治迹，吏民称之”。只有在搞不清楚具体籍贯的时候，才会只写“郡”而省略“县”，例如“黄忠字汉升，南阳人也”现在的研究发明 他是西鄂人，并不是宛县人。还有“庞统字士元，襄阳人也”按习凿齿《襄阳耆旧记》所说，庞统一家“居岘山之南沔水上”以及隐居苏岭山的传说，在襄阳郡内无疑，但沔水上以及黄承彦所居“沔南”之地属不属襄阳县管辖，还有待考证。至于更多的三国“南阳人”是不是“宛人”，均与此类似。
所以，陈寿在《三国志·蜀书五·诸葛亮传》曰“诸葛亮，字孔明，琅邪阳都人也”表达得异常 清楚，而不是借徐庶之口来介绍诸葛亮是“卧龙人”，同样《晋书·乐广传》载“乐广，字彦辅，南阳淯阳人也”也不会在《晋书·潘京传》中又说乐广是“京州”这个处所 的人。不然 ，依照 localism逻辑，得出一个“宛=南阳=淯阳=京州”的结论，那就十分可笑了。
最后，揭晓谜底 。京州人的“京”是指潘京，武陵汉寿与南阳淯阳同州，希望localism不要再闹笑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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